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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月12日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匠人在做‘抹灰’时直接就加了水泥,尽管大家都知道,水泥肯定和抹灰的最外一层不会很好地配合。出于同样的所谓实用性目的,另外一些匠人则使用人工涂料,就是塑料制品的衍生物。这样的人工涂料甚至都不能直接刷到底灰上去,人工涂料的色彩也不会变化,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生动,因为合成涂料都是化学合成物,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手工抹灰的墙面上泥灰块会在色彩上变得更加美丽,或者由于抹灰时的不当出现破坏。它的价值却会与日俱增。而化工合成的涂料的价值只能随着时间递减。传统抹灰好比一块石头,当石头刚从石矿采下来的时候,石头具有坚硬、干燥的特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头会展示其风化和潮湿的一面,这是一种奇异和美丽的品质。传统抹灰可能会获得某种结晶体般的明亮,也可能氧化出来我们在海边看到的贝壳的颜色。这些都是真实物质的属性,其它方式很难制造得出来”。

如果没有去考虑到建筑的老化,结果就是会看到现在哪些丑陋的面目 你无法从那些乏迹里看到太多美好,很少 现在的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似乎是考虑瞬间的存在,以及不变老的存在 好比你喜欢一个年轻的人儿,盼她的容颜不消色 哪怕是声音变的风尘都不行 所以,我们在去得标时,也是摆出这么个可人儿,可人儿自己心里也以为不老

最后换来得,或者说等来的。是那么的不从容,更多的时候,我们整修他们,来遮羞 以次想到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存在的必要性 这种思考的方式本身就应当存在于设计师的脑中,即考虑到建筑的老化。 我想像那最远的时空里面,他们都会变老,他们会为了你们的舒适 而改变自己的形态 极其缓慢 我想像的是,他们需要呼吸,才能使内部运作。 以次,他们也会老去死去,以次建筑师是不是造物的?最低级的造物模仿。

7月13日

转。我很浮躁。但我就是要看这书

在中国,我们习惯坐在大圆桌周围吃饭,圆桌上的菜能转,这样所有
人都可以吃到菜。会聊的人,不会聊的人,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
在这个圆桌边都有了平等的权利。
我们希望有这么一次晚餐,邀请那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坐在一起的人来到
我们的圆桌周围,来一次对话,说说他们亲身的经历,观察,和各自的
观点。他们所关心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关心的。
--------马岩松

MAD DINNER 客人:
Hans Ulrich Obrist_curator/ 小汉斯_策展人
Yang HongJun_delivery man/杨红军_快递员
Zhu XiaoDi _ architect/ 朱小地_建筑师
Lao Dong_taxi driver/ 老董_出租车司机
Ai WeiWei_artist/艾未未_艺术家
Qu HongYuan_construction Site foreman/ 渠洪源_现场工程师
Wang MingXian_art historian/ 王明贤_艺术史学家
Hu LiZhong_ doctor/ 胡力中_ 医生
Jia ZhangKe_film director/ 贾樟珂_导演
Ian Buruma_critic/ 亦安·布鲁马_评论家
Wang BaoJu_curator/ 王宝菊_策展人
Jiang QiHong _state-owned Businessman/ 蒋启虹_国企领导
Shi Jian_critic/ 史建_ 评论家
Huang Yan _city governor/ 黄艳_首规委领导
Tony_hair dresser/ 托尼_发型师
Zhang YiMou_filmmaker/ 张艺谋_导演
Mies Van der Rohe_architect / 密斯·凡·德罗 建筑师(已故)
Cao Fei _Artist / 曹斐_艺术家
Kuku_3D renderer/ 酷酷_渲染师
Peter Cook_ architect/ 彼得·库克_建筑师
Lei Jin _Model Maker/ 雷进_模型师
Ma QinYun _architect/ 马清运_建筑师
Li MengXia_Fashion editor/ 李孟夏 _时尚主编
Jiang Jun_editor/姜珺_主编

 
编辑的话 <开吃/EAT UP>
Brendan McGetrick

中国建筑师是个神秘角色。他曾是世界建筑领域中一些最为杰出的形态的创造者,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又默默无闻,与绘图员、木工、建筑工人无异,即便是在那些宏大建筑的创造过程中,他也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一员。

今天在世界上,她要么被想象成中国疯狂的城市进程画面中一粒无个性的像素,要么就是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实践者。(很多人同时具备这两个身份)她的产量令人嫉妒,她的千篇一律则为人所怜。尤其在欧洲和美国,她对于社会责任--历史保护、环境维护等等--的忽视已成为建筑师进入“全球最大市场”。

但是,如同中国的其他种种,建筑师的角色正在改变。国际声望加上本土推崇导致中国顶尖建筑师的行业地位逐渐提高,也引发了蓄积长久的讨论:建筑师是什么?建筑能做什么? 《疯狂晚餐》旨在进一步激发此类对话,并扩展参加讨论的人群构成。这是一本没有叙事,只有发问的书。它由北京 MAD 建筑事务所策划,对该所的项目进行陈列,以期促进建筑师与相关人士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

五个主题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并对 MAD 展开工作的背景环境作出评述。「MAD在中国」描述了参与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运动所带来的自由与局限;「两个业主,两种态度」探讨了在中国的非参与性政治图景中如何寻求变化;「I()大自然」针对人类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发问;「几乎成名」则分析了大众媒体在塑造文化偶像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建筑与艺术的关系;最后,「可实现的乌托邦」探究了中国的碎片式理想主义以及在短视的自由市场现实中描绘未来图景的价值。

为了祛除那类王婆卖瓜式的建筑大书中所含有的自恋加强迫症毒素,我们有意对本书做了开放性的自我审查。统领大多数专著的那种明察秋毫的画外音在本书中被来自外部的批评性声音打断。全书的很大一部分由对话和访谈构成。这些讨论从日常生活细节开始,并逐渐扩展到整个文化图景中。出租车司机勾画出中国经济演进大纲;医生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建筑;电影导演谈名声的「赋权」作用;模型制作师捍卫非法人口流动;政府官员论苦难的必要性.书中所采用的半新闻体是为了将严肃的内容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传达,并重新构筑建筑与其基本关注点--人类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些对话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份由问题组成的宣言,一场强调好奇、争论以及异见之重要性的深入辩论。

和许许多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建筑师正在建构他们的职业本身。MAD 事务所受到不少认可,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领军角色。《疯狂晚餐》是第一步,一次用以点燃新思维的情报收集工作;它也是一份传自高速增长、充斥着都市湍流的中国内部的概述文档,记录着影响建筑师的力量和建筑师的潜在影响力。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e Chinese architect is a mysterious figure.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orms in the global catalog, in Chinese history he is almost invisible, undistinguished from the draftsman, woodworker, or builder, considered a minor player in the creation of even its most cherished structures.

Internationally, she is most commonly imagined as either an indistinguishable pixel in China's frenetic urbanization or as her discipline's most important practitioner. (And often both at the same time.) She is envied for her productivity and pitied for her repetitiveness. Particularly in Europe and America, her perceived dereliction of social duties -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 has become an accepted alibility for enter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But, along with so much else in China, the architect's position is now chang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local celebritization, China's leading architects are gradually raising their profession's profile and instigating overdue discussions on what an architect is and what architecture can do.

MAD Dinner was organized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widen the pool of participants. It is a book with no narrative, only areas of inquiry. Initiated by the Beijing office MAD, it presents their work as a contribution to an ongo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architect and his many participants. Five themes structure the book and provide commentary on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MAD operates. MAD in China describes the freedoms and limita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fastest urban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Be Political or Be Polite searches for ways to enact change in China's non-participatory political landscape. I ( ) Nature question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most Famous examines the role of popular media in establishing cultural figures and the link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art. Realizable Utopia explores China's fragmented idealism and the value of imaging the future amidst short-sighted, free market realities.

Self-censorship has been liberally and willfully applied to remove the toxic mixture of narcissism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at taints the typical self-made architectural tome. The perceptive voice-over that guides most monographs is interrupted by critical voices from the outside. A large part of the book is dedicated to conversations and interviews. Starting from the details of daily life, the discussions fan out to cover huge section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 cab driver outli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y, a doctor describes his ideal architecture, a filmmaker talks about fame as empowerment, a model maker defends illegal migration, a government official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suffering…

A semi-journalistic approach has been employed to deliver serious contents in an accessible way and reconnect architecture to its fundamental concern – human lives. Taken together, the conversations amount to a manifesto composed of questions, an elaborate argument in favor of curiosity, discussion, and disagreement.

Along with so much else, China's architects are now 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ng their own profession. MAD is popular and symbolically important, and it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MAD Dinner is a preliminary step, an exercise in intelligence-gathering that can fuel new thinking, an account of the forces that influence architecture and that architects could influence, transmitted from inside China's festival of growth and urban turmoil. - Brendan McGetrick












 MAD为何疯狂
Why MAD is Mad
姜珺 《城市中国》主编

2004 年4月1日,刚刚在海外学成回国的马岩松选择在愚人节这天举行了一个开幕式,正式将他两年前注册于纽约、命名为MAD的建筑事务所介绍给中国。在事务所的命名上,通常建筑师们会将他们的理念作为宣言植入其中,尽管马岩松解释MAD仅仅是MA-Design(马岩松设计)的缩写,但它的“疯狂”本义默认了其玩世不恭的取向。仅仅三年之后,MAD的名字就和马岩松的头像一道,成为众多时尚媒体的封面常客;马岩松被称为新一代中国建筑师的代表,他的建筑作品像好莱坞大片一样让人们叹为观止,他的成功模式被称为“马岩松原理”。如何解释MAD的一夜成名及其明星效应?从一个事务所的名字到一个炙手可热的品牌,它的背后动力是什么?MAD为何而“疯狂”?

把“马岩松原理”分解成为一系列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的要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中国建筑师与其时代背景间的关系。要素之一,便是以一名中国建筑师身份亮相国际建筑界的“中国牌”。马岩松成立事务所之时,正值中国步向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目标的黄金时期。现代化在空间层面体现为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从而生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建筑业市场以及数量庞大的建筑师群体;同时,中国在开放改革后“礼失而求诸野”(Great Leap Outward)的启蒙阶段逐渐告一段落,一代又一代有着文化自我意识的国人正在产生,在建筑领域则涌现出一批有创造力的建筑师。面对数百亿年产值的建筑市场和天文数字的设计费,以及介入轰轰烈烈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就感,建筑师成为了一个可以名利双收的职业,而明星建筑师的产生可谓“时势造英雄”。海外对于中国的好奇心也正在于,巨变时期的中国能够产生怎样的“英雄”,而他们的视角和宣言又如何能够刷新世界对于中国的定义,他们能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与“中国牌”相辅相成的另一要素是“国际牌”。马岩松海归回国时带着的是美国名牌大学的***书和注册于纽约的建筑事务所执照,有着曾在国际顶级建筑师事务所的实习经验,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事务所合伙人阵容,而回国之后不遗余力地介入一系列国际展事赛事,并在2006年加拿大“梦露大厦”的夺标后声名鹊起。这一进一出刚好吻合了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同一时期,有着相同海归背景的上一代建筑师张永和与马清运先后成为了美国著名高校建筑院系的掌门人,但“梦露大厦”却是华人建筑师通过大型国际竞赛项目进军海外的第一次。不无民族主义情结的国内媒体很快将之渲染成与姚明战NBA、刘翔破纪录相提并论的“扬眉吐气”事件,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恰恰需要这样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来为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做标记。
“中国牌”令国际好奇,“国际牌”令中国兴奋:这一“围城”逻辑恰恰表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不饱和性,同时也给了包括张永和、马清运和马岩松等在内的一批有着双重背景的建筑师周旋于海内外的空间,这种周旋事实上也将成为下一代有着独立思维的中国建筑师的集体定位。马岩松认为,这一代建筑师即将在随之到来的海归潮中形成集体发声,而他将力图成为这些“取经回归”的建筑师们的领头人。
辩证地把握“中国牌”和“国际牌”的双重角色,按照马岩松的说法,是为了取得发言权。他要从哪里取得发言权?取得发言权后作何发言?

在马岩松所处的时代,中国建筑界基本上存在三种建筑师组织:其一是国有建筑设计院,他们有着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占据着整个中国建筑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是中国城市主流景观的生产者;其二则是来自境外的建筑事务所,他们在中国打破建筑业的地区和行业封锁、逐渐开放建筑市场之后蜂拥而至,以世界级的水准为中国的造城事业输入新鲜血液;其三是本土的私营设计事务所,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建设领域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产物,并逐渐在建筑市场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三类组织各有千秋:国有设计院可以凭借多年在体制内建构起来的裙带关系,将其垄断经营的计划色彩长期延续,它将包揽大部分与政府相关的大型项目,其行政化的科层管理架构、技术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面向产值的快速生产方式,却制度性地决定了其观念的保守和作品的平庸;尽管一部分设计院也在转制时期通过权力下放、设立相对独立的品牌工作室成功推出了自己的明星建筑师;境外事务所则包括组织型事务所和明星型事务所,前者如同大部分跨国企业一样,拥有雄厚的资金、成熟的技术、规范的组织,后者则拥有先进的思维,他们能够将发达国家“过来人”的经验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命题分析方式,转化为大型国际竞标中足以让国有设计院惊呼“狼来了”的核心竞争力;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雾里看花”,对中国建筑规范的转译难度,使得他们在大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得不遵照中国对本土建筑业的保护政策与国有设计院“捆绑合作”;相比之下,私营设计事务所的位置最为微妙:权力上不及国有建筑设计院,声势上不及境外建筑事务所,但他们中大部分又都有在两种组织中就职实践的经历,这使得他们可能兼具二者的特长:既深谙中国国情,又通晓国际理念;既能把握国内官商两界的潜规则,又能玩转国际通用的时髦套路。尽管私营设计事务所目前在建筑市场所占的份额不足前二者,但凭借这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潜力,他们当中将诞生出一批真正有影响、有思想和颠覆性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游刃有余的明星建筑师,他们将成为与境外明星事务所相互抗衡的一支本土力量;而整体上,私营设计事务所与前二者三分天下的格局也将指日可待。
然而说到发言权,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与市场份额倒置的格局:尽管整个建筑话语的批评氛围尚未成熟,已经形成的大部分声音则明显地来自明星级的私营设计事务所。近来涉及中国建筑现状的重要海内外展览和有关中国建筑理念交锋的出版物,为屈指可数的几个明星建筑师划定了一个言必称之的小圈子。中国建筑学和建筑业之间的脑体错位,似乎可以被解读成为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之间的一种较量:建筑学在实践领域所失去的,在批评领域获得了补偿;它需要将少数建筑学意义上的“先驱”和“先烈”树立为“示范工程”,通过媒体渠道在社会范围内经营其理念价值,以对抗裙带性的行业垄断和逐利性的建筑市场。这种精英式的中国“新建筑运动”,很快就在上世纪末住房商品化之后的“造城运动”中成为了伴生性的“造星运动”。尤其像在北京这样以玩概念为乐的城市,明星建筑师和概念地产商可以轻易地完成两厢情愿、情投意合的结盟,明星建筑师的名字和头像登上了巨幅户外广告和楼书,他们的口碑变成了广告词,他们的作品被指望能够产生中国本土的“毕尔巴鄂效应”(Bilbao Effect)。某种意义上,过去十年的中国建筑史,正是一代建筑师从学术期刊转向商业楼书、将纸上建筑变成实践品牌的历史,那些能够成功实现这种转型的,就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发言权。

马岩松与这一代明星建筑师的区别至少在于:早在他的项目建成之前,他就已经明星化了。起初宣传他的既不是学术媒体,也不是楼书广告,而是像《周末画报》和《新周刊》这样一些标榜“创意”和“新锐”的大众媒体,也就是说,马岩松的成功最初发生在建筑界之外。联系到后来“梦露大厦”的海外中标,马岩松的突破似乎走了一条绕开国内建筑界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外围路线。从这层意义上,MAD可能是中国“品牌化经营”最成功的建筑事务所,这一方面得益于其勇于介入各种赛事的胆量,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积极在各类媒体上自我推销的良苦用心。其中上镜率最高的,依然是他在负笈纽约的留学生时代为后911时期的纽约设计的“浮游之岛”。显然,这个作品在超乎想象的同时,也符合了普罗大众对于未来的想象:一个被若干摩天楼支撑起来的空中城堡,如同UFO一般漂浮在纽约的摩天楼群上空:巴比伦“空中花园”流体化的未来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空中城市”一体化的融合版、“建筑电讯”(Archigram)“行走城市”不可行走的锚固版。它索性抛弃了环境、结构、造价、内容、使用等可实施性的细节考虑,因而获得了一种比它“几乎悬浮”的核心体更“不着陆”的自由:在孤岛化的“摩天囚笼”上空重新制造了一个连成一片的“天上人间”,以作为对世贸中心式的密度解决方式的升级(如果这一方案可行,将有可能重新定义城市规划的二维性质,规划师将不得不在垂向上考虑城市上空的“用地性质”)。“浮游之岛”以建筑学假想的方式达到了好莱坞科幻大片般耸人听闻的效果。在方案的几次展览中,它被有意喷绘成巨幅壁画,以尽量达到令观众望而兴叹、并自惭形秽的体量。无疑,“浮游之岛”志不在实施,而在于传递一种未来观:其中的个人将在一种比摩天楼群更为强大的意志前被异化,变得微不足道。在人们逐渐厌倦了无谓攀高的摩天楼之后,一种新型的宏大叙事也许能够为他们带来新意,以继续作为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奇观和纪念碑加以膜拜。自古以来,奇观就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它的建造者和设计师将通过奇观在芸芸众生中发布“神谕”,并通过在他们的想象中激发醍醐灌顶的眩晕感而获得造物主般的权力。马岩松最初的发言权,正是来自于这种类似预言家的“奇观效应”;而他建筑语言的疯狂和“锋芒毕露”,与以张永和为代表的上一代明星建筑师们的内敛和“绵里藏针”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浮游之岛”展现了马岩松在日后惯用的建筑语法:“浮”+“游”——“浮”克服了垂向的地心引力,“游”则克服了水平向的束缚,这两个动作的结合将产生一个“几乎悬浮”、从而“几乎自由”的建筑。师承哈迪德,马岩松了解如何通过概念性地定义建筑内容与城市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将这种动力转化为建筑自身的能量,并进而通过“浮游”的语法将这种能量物化为脉动的空间。无疑,这种能量正是“疯狂”的动力,而中国的现实张力则是这种能量的源泉,但仅仅通过姿态性地强化这种能量在速度和动作上的一些表征,将会陷入简化现实的危险。这一过程的挑战之处在于:如何在碎片化的现实背后捕捉连续的能量?如何实施从能量到空间的物化?如何约束这种能量对于环境的影响?如何在物化过程中还原现实的碎屑性和多样性?对于马岩松,在为场地定义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方面可以做到言简意赅并言之有物,在捕捉场地背后的能量方面也可谓驾轻就熟,但问题在于其物化过程尚还缺乏更为针对性的细节概念,以及一种对于微叙事的把握能力,这使得作品呈现出的连续性明显地大于差异性。连续性的过剩或差异性的缺失,“大”的过度设计和“小”的不设计,都将损害建筑作为反应堆对内容的自我组织能力,而如果能够良好地平衡这两种性质,本可产生一种“事无巨细”的建筑方式,一种兼容宏大叙事和微叙事的理想社会组织。但另一方面,这一问题也许可以解释成为MAD的一个“初级阶段”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发言权。由于微叙事在架构方面丝毫不比宏大叙事份量更轻,而后者的“奇观效应”却可以引起更大的轰动,因而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也许值得向后者倾斜,以赢取更多的眼球和机会,赢得发言权。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在MAD已成功步过“初级阶段” 的今天,也许可以更多地考虑以更慢的方式介入一些更精耕细作的建筑,将差异性植入连续性,这将有助于MAD的“疯狂”属性走向内在。

几年后,“浮游之岛”在一个叫做“北京2050”的作品中空降北京。有趣的是这个作品的问题在此发生了反转:人们不再讨论它的内容,而更多地转向它的语境:为什么一个发生在后911的纽约方案能够空运到北京?北京和纽约有何共同之处?马岩松的回答是:如果问题一样,那么解决方式就一样。换句话说,CBD问题在北京朝阳区和在纽约曼哈顿是一样的:都属于解决城市密度后遗症的问题,进一步讲,也都属于清算现代主义的问题,只是这种清算与现代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标准化方式并无不同。“浮游之岛”北京版本的意义因而并不在于清算(既然几年前已经在相同性质的另一个地点清算过),也不在于“概念回收”(既然在北京也同样无法实施)。人们在此看到了一种类似跨国品牌的“非属地性”,如同几个不同国家的用户在使用同一品牌的iPod:当一个城市被理解成一种通用产品时,它的“心理体量”便会随着奇观“独一无二性”的丧失而萎缩;伴随着这种萎缩,它的深层含义方能凸现出来:未来的真正问题可能并不在于人口和密度,而在于库哈斯所描绘的“普通城市”(Generic City)及其伴生的集体失落感和无家可归。在这层意义上,马岩松的“2050未来预览”倒具有了几分不同以往的反乌托邦色彩。
马岩松同时也表示:如果问题是特殊的,解决方式就是特殊的。在同个展览的另外一件名为“天安门人民公园”的想象性作品中,MAD表现出一反常态的低调,并将这种低调融化在中国最高调的场所:新建的实体建筑几乎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森林,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分别变成了“中央公园”和“林荫大道”。这一做法回应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另一个纸上方案,其中建筑师梁思成试图通过绿化的方式保留城墙,并将之变成一个为民所用的“环城公园”。在此,马岩松不再停留于创造建筑空间的新类型,而直接指向上层建筑的潜在改良。长安街的“林荫化”和“步行化”有赖于更有效的地下公共交通和地上规划,但天安门广场的“森林化”则有赖于整个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完善: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这个符号性的政治空间向来以一览无遗的忠诚度面对天安门的监控和检阅;而森林将彻底改变其空间属性,使之变得私密而宜人,从而也改变了天安门上的领袖与广场上的民众的关系。这一明显具有左翼取向的方案,表达出一种更有深度的未来主义,它基于一种政治幻想而不是科技幻想,由于这种政治具有特殊的“中国特色”,其政治幻想便具有了“此时此地的针对性”。如果这个想法有朝一日能得以实施,那将是共和国由行政管理主导的“训政”转向鼓励公共参与的“宪政”的一个标志——一个具内在品质的乌托邦。
另一个颇具中国特色而值得圈点的作品,是MAD 为北京某高层机关设计的XXX疗养院。方案中沿用了“大院”这一早先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准军事化管理的空间类型,它径直地插入方案中组团单元的核心部分,正襟危坐,但仅与这个方正的“大院”一墙之隔的背后,是纠缠交错的“包间”,“疯狂”地向后花园延伸。这一有趣的对比也许来自于红色上流社会“严肃而活泼” 的潜规则,后者又可以被视为是封建礼制“前院—后花园”空间模型的延续,使得克制与纵情、正式与非正式能够在一个被良好隔离的空间***存。现实潜规则如果能得以清晰地转化成空间,这种空间势必耐人寻味。然而比概念的深入和细节的充分更耐人寻味的是:是潜规则启发了MAD的这个方案,还是这个方案让MAD 看到了潜规则?建筑在此体现出它作为媒介的属性,建筑师可以通过这种媒介与不同的委任方工作,而每一种委任方都代表一个背后的社会子系统,建筑师通过他的作品介入这个子系统的运作,了解其潜规则,并进一步通过空间组织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优化,社会改良正是在这种介入中成为了可能。接触不同的委任方,便意味着介入不同的潜规则;委任方愈为多样,建筑师对潜在的问题就愈为开放,便越有机会实现自我更新的个人目标和社会改良的建筑理想。从这一意义上看,MAD近乎疯狂地参加各种展事赛事、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也许可以视为一个通过自我“明星化”而“媒介化”的过程,目标是为梳理文脉而事先建立人脉,为发言而抢夺发言权。

中国建筑界曾有一个宿命的说法,即建筑师是大器晚成的职业,40岁后方能有所作为。马岩松作为70后的一代,不到而立之年便能独立执业,几年时间完成了数十个方案,作品屡屡中标并相继开建。尽管常被业内戏称为“哈迪德的中国版本”,但马岩松也继承了哈迪德式的坚定果敢和干净利落。他和他所代表的这一代人积极行动的作风、自我表现的勇气和置毁誉于度外的决心,与上一代建筑师的持重稳健形成了鲜明反差,更成为与传统技术官僚的保守相对的一支有生力量。在“疯狂”的旗帜下,“行动”或许是最好的注脚,也是新一代对当下中国速度的本能反应和主动选择;中国速度要求“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而新一代则相应地“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中行动”,似乎他们的“早熟”和上一代的“晚成”将成为两代之间的代沟。然而欲成大器,比发言权和发言力度更需要的是发言的份量。下一步,值得拭目以待的是这一代人如何在独立思考、组织化建构和广泛的跨域性合作方面形成气候,如何将这门名利双收的职业进化成为名至实归的事业,如何在高密度的时间磨练中锻造出时代性的思想和宣言,以及:如何将疯狂与理性融合为与时俱进的建筑理想

 

 

 

 

 

 

 

微笑

 

 

 

 

more

and

星星

http://www.i-mad.com/

8月26日

citta a

今天开始。每天做点有意义的事
06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主题是——城市。建筑和社会
放点图上来 

军械库主题馆的第一部分“城市” 很大的citta 是意大利文里的城市意思

 

这是几个城市的样本局部======================================================

下面的是shanghai 的城市密度模型

 

在densita的部分中有2个数据 average density and maximum density

上海在最大密度上要远远超过伦敦和洛杉矶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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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马岩松著名的浮游城市,只不过从纽约搬到了北京

这个想法是MAD的2050对北京的构想中的一部分 对于浮游城市的一些看法 放在B部分 这个是MAD对天安门部分的规划模型 ========================================================================================= 丹麦馆找了中国四个较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 西安 上海 重庆) 作出出他们的探索 重庆的《协同进化》这个项目 前些时候就看过。当时的感觉很震撼 这个建筑群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某种未来 ============================================ 超累的。。再放几张国家馆的图片 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学生作品 ——天灾 葡萄牙馆=一种公共空间的试验 匈牙利馆。。。QQ砌鹅哦。。。是一种发音装置貌似